论“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民族教育研究中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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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摘要】(二)对民族教育“特色”的误解 寻求特色发展是教育的应有之义,民族教育亦不例外,但许多民族教育研究将追求民族教育的“特色”狭义的理解为追求民
(二)对民族教育“特色”的误解
寻求特色发展是教育的应有之义,民族教育亦不例外,但许多民族教育研究将追求民族教育的“特色”狭义的理解为追求民族教育的“民族性”。比如,有研究认为“民族高等教育必须围绕‘民族性’培育和发展自己的特色”*钟海青:《质量与特色:民族教育的永恒追求》,《民族教育研究》2011年第2期。。不可否认,民族文化是民族教育特色发展的重要资源,但民族教育的特色除了体现在民族文化上,还体现在当地独特的天地系统、生产方式以及经济发展需求等诸多方面。特色应该植根于社会存在,即植根于地理环境、人口因素和生产方式。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分为社会意识形式和社会心理。社会心理就是指社会中不成体系的道德、风尚、习惯、礼仪、人生观、价值观等。从狭义的角度讲,文化就是社会心理,属于社会意识,如果仅仅从民族文化角度寻求民族教育的特色,而忽视社会存在因素,就会将民族教育的特色狭隘化,从而犯以偏盖全、以部分代整体的毛病。挖掘民族文化资源,开设民族文化课程是民族教育的特色,但不能说非民族文化类课程就一定不体现民族教育的特色。东北少数民族地区中小学开设传统冰雪体育课程亦是属于民族教育的特色,而这种特色是基于民族地区独特的天地系统而非典型的民族文化。民族地区学校教育传承民族文化不力的事实一定程度上也证明了单纯从民族文化的角度寻求民族教育特色的诸多研究对教育实践的指导效果并不明显,出现这种窘境的原因就是研究者忽略生产方式等因素对民族文化的动态影响,从而使得此类研究陷入苦苦寻求而不得的境地。
(三)后现代思潮在民族教育研究中的滥觞
凯尔纳和贝斯特在《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一书中谈到:后现代理论赞成片断性、多元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拒斥现代理论所预设的因果与社会一致性观念;赞成被语言和社会非中心化了的(decentred)碎裂的主体,拒斥现代理论所假定的统一的、理性的主体;赞成“相对主义的”和“视角主义的”(perspectivist)观点,拒斥那种为现代理论所青睐的社会和历史的总体化的宏观观点(macroperspectives)。*[美]斯蒂文·凯尔纳,道格拉斯·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受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很多民族教育研究者对民族文化持“相对主义”观,认为每一种文化都具有独创的性质和充分的功能,主张“绝对地”正视和挖掘每个少数民族文化的价值,关心、尊重、维护、发展每个民族的文化,不遗余力地对其进行保护和传承。文化相对主义抹煞了积极文化和消极文化的界限,否认文化的统一价值评判标准,将“相对”过分绝对化了,忽视了人类文化的进步和发展。
后现代思潮兴起是有重要背景的。随着西方工业革命迅猛发展,科技理性超越人文理性,人们在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物质福利同时,思想行为和文化生活被科技控制,物质的丰厚换来的是精神的沉沦。面对这种“异化”,后现代思潮对现代性的弊病进行了批判。但是在现阶段,民族地区还面临着严峻的现代化发展和民生改善任务,急需发挥现代科技的积极作用,实现脱贫致富的发展愿景。即许多少数民族群众还未充分享受到现代化所带来的福利成果,后现代思潮所批判的现代性弊病更无从谈起。所以,由于后现代思潮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端以及在民族地区的“水土不服”,民族教育研究中的相对主义文化观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三、民族教育研究恰当处理民族性的思路
民族教育研究如果不能恰当处理民族性就会扰乱民族地区的教育观念,误导教育实践;不利于国民性的培养和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发展;容易滋生狭隘民族主义,影响民族团结和国家的统一与稳定。必须对其危害性给予清醒的认识并寻求问题的解决。在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背景下,笔者提出以下几点思路。
(一)充分认识民族文化传承的社会制约性
从中观层面讲,文化就是人的生活方式,少数民族文化就是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方式。马克思认为,“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68页。。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民族文化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而变迁的,受社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变动不居。笔者在西南地区某少数民族自治县考察发现,虽然当地中学开设了少数民族语言课程,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并不高。经调研得知,随着科技的应用,当地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高,原来自种自吃的小农经济被打破,人们对外交流增多,原来单一封闭的语言环境被改变,对外交流中人们更多使用汉语。如果通用语言的沟通交流不畅,对外销售自产的农牧养殖业产品可能就会遭遇困难,人们外出打工就业也会因沟通障碍而导致工作寻找困难、职业技能学习受阻、社会融入自信不足。因此,生产方式的变化影响了青少年对民族语言的认同。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上的上层建筑树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依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页。。研究者如果仅仅从情感的角度,从意识出发,空洞强调民族文化的重要性,而不是从社会因素着手探究民族文化的变迁规律,就不会抓住问题的核心与实质。比如,有研究在强调少数民族语言重要性的基础上,试图从政策法规体系建构与教育教学模式变革两方面着手解决双语教学质量问题,同样因为忽视了少数民族语言的社会制约性而治标不治本。因此,民族教育研究只有充分认识民族文化传承的社会制约性,才会得出科学而又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
文章来源:《民族教育研究》 网址: http://www.mzjyyjzz.cn/qikandaodu/2020/1116/3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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